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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资格纠纷在司法实务中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类案件，但在我国因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公司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存在大量股东资格认定难题，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标准的不同导致认定结果的冲突。

　　一、从一则案例说开

　　原告A曾申请要求清算被告B公司，被告公司认为原告不是该公司股东而拒绝了原告的申请，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的股东资格。原告诉称其已足额出资，并有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其股东身份，而被告公司认为原告已出具申明，载明其已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公司的另一股东，一切事情由该股东全权处理。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是股权转让申明还是工商登记材料，或者其它如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公司内部材料？这也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在处理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中，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来规范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二、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五个要素

　　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指各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也需要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因公司的有效成立需经过股东签订协议、出资、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在此过程中会有以下法律文件对股东身份、持股比例予以明确：

　　（一）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对公司以及其成员具有约束力。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经过登记的章程更是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效力，对内是确定股东资格及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的效力，是相对人判断公司股东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公司章程也应对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进行修改。

　　（二）股东名册。顾名思义，股东名册即是记载股东事项的资料文件，我国《公司法》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名册是一种内部登记行为，具有证权性和宣示性，一般情况下股东名册上载明的股东应推定为公司的股东，但因为股东名册不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未登记在册的实际股东并不必然不享有股东权利，其他如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亦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参考证据。

　　（三）出资证明。股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股东，主要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股东的出资是股权形成的实质要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包含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等内容。在此要明确两点：一是同股东名册的性质类似，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不意味着股东没有实际出资；二是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换句话说，出资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备要素和唯一证据，如显名股东的性质认定上。

　　（四）工商登记。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宣示股东的具体情况，而非创设股权的必要程序，所以工商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体现在外部关系中，在处理与第三人股东资格纠纷时，是保护善意第三人最重要的形式条件。

　　（五）股权转让协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就股权归属所作出的约定，合法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公司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的记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行为则是公司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是否具有出资证明、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记载不是新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

　　三、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综合分析

　　从以上五个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股东资格认定并不是简单地以某个要素为标准。事实上，股东资格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已经从过去只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的原则过渡到现今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从形式上的审查到实质上的认定，结合具体案件情况作出综合判断。

　　（一）涉及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应当着重审查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下，股东名册具有股东资格推定的效力。实质上的权利人或者股权受让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完成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公司依法对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履行了通告、公告等必须履行的义务后，即可免除责任。既然股东名册具有推定效力，那么就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如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故意不履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隐名股东实际履行了出资且股东身份得到了公司的认可或享受了参加股东大会、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分得红利等股东权利。

　　（二）涉及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认定时，一般应审查出资证明、股东会决议等股东实际投资及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相关事实。尽管出资或者出资证明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证据，但股东存在出资瑕疵时，并不当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即做出了补足出资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补救形式。对股东资格的认定，除了审查出资，还要审查股东会决议等股东间关于股权安排、股权比例等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根据股东实际行使的股东权利来推定股东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涉及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时，则从维护社会交易稳定和公平的精神出发，以权利外观主义为原则，主要审查工商登记文件，即使登记内容出现瑕疵，善意第三人亦可基于登记的外观主义及公示效力获得信赖保护，要求工商登记的股东按照登记内容对外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法官调研存在的不足
骆玉生
近年来，一些法院法学研究的风气空前高涨，不但公开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发表不少调研、宣传文章。有的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也办起了自己的内部资料性质的“法学刊物”。或定期出版本院的论文集。这为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打造学习型法院，打造学者型、专家型法官，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现象也是可喜的。然而，当你在细读这些来自审判、执行一线的法官撰写的论文时，却有一丝忧虑涌上心头。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少数质量较高外，有的空洞无物，有的仿佛是专家、学者的言论，脱离审判实际，也有的质量较低。笔者认为，这样的法学研究有违法学调研的初衷，走进了法学调研的误区，存在着不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这么几种形式：
一、纯粹完成任务。 一些法院在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过程中，对于法学研究比较重视，甚至把撰写法学论文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票否决权”。少数法官处于无奈，知道不进行“法学研究”不行，但又苦于自己法律修养和文化储备不足，只好东拼西凑，这里摘一点，那里抄一点，凑成的文章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这些文章或者不如作者其人，给人感觉没有自己的东西；或者将学者、教授论述过多遍、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拿出来，当作新观点、新见解来“炒剩饭”，“吃别人嚼过的馍”，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可想而知，这样研究出来的作品质量会有多高。而我们的法官作者则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法学研究”任务，可以“交差”了。
二、法学研究重视形式，虚于内容。这几年来，社会上，学术界不良风气比较盛行，理论研究过度泡沫。反映到法院就是法官们法学研究中的盲目与幼稚。由于现在学术成为时尚，理论研究仅存形式，内容趋于平庸，成为功利和沦为权势的附庸工具。法官也难免不受学术界这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法院对法官们的法学研究引导不力，存在着误导。一些法院在内部刊物用稿、论文评奖过程中盲目跟风，讲究文章的篇幅绵长、制作华美，追求所谓的学术价值，而忽视了论文的实用价值。有的甚至令人哭笑不得地将引注多少作为文章优劣的依据。这种误导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良文风的盛行，追求研究形式的存在。
三、法官的法学研究脱离实际。法学的源泉在于实践。法学理论包括理论法学和运用法学。法官进行理论研究的优势，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法官每天都在审判、执行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法律的冲突与漏洞。而这些问题正是立法者和学者们怎么苦思冥想也难以穷尽的。这是法官进行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法官的优势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但从学术观点的激进与学术资料的占有上看，法官永远比不过学者。而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方面来讲，学者未必能胜过法官。因此，法官在法学研究时，应该扬长避短，立足司法实践，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实用价值，这才是法官在法学研究方面的理智与成熟的标志。
四、法学研究论文质量不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法官的要求一直不高。法院工作人员的进院渠道较多，使得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法官是文官，不仅要掌握法学理论知识，更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而法学理论知识和语言文字功夫并非一时就可以提高的。因此，在一些法官的论文中，就存在着标点符号不规范，语句不通顺的现象，有的甚至整个段落一逗到底，也有的随意生造不规范的“新词”和缩略语。你读了这些文章，能虽然够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总觉得文句不够通顺，少有令人愉快的感觉。
如此说来，在加强法官职业化的今天，要打造学习型法院，打造学者型、专家型法官，在法学调研这方面不能忽视上述不足，应该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审判、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同时，也要逐步提高法官的语言文字功夫，以便于写出较高质量的法学论文。从而使法官们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为人民的审判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