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不动产应采取何种善意保护制度，需结合物权法的立法思想、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和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综合评判。《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国、瑞士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在前提条件、理论基础、法律效力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宜盲目照搬德国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规定来解释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在《物权法》颁布以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多将善意取得视为一项关于动产物权取得的特殊制度。学者们通常从两个角度来阐述该制度：一是认为其前提条件是无权占有，取得人的善意体现为其不知道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1]二是从物权公信原则出发，主张不动产登记簿和占有均具有公信力，信赖登记簿与信赖占有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皆受法律保护。[2]上述不同见解之所以能够共存且未引起争议，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一直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这两种见解曾同时得到过立法者的认可。例如，《物权法》（第四次审议稿）第22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3]而第110条规定了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然而，正是这两个法条对不动产善意保护的分别规定，凸显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间长期隐而未现的矛盾：是用善意取得制度还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来保护不动产善意取得及其相关权利。
《物权法》颁布以后，有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物权法》第106条用一个条文对动产和不动产进行统一规定，不免给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判定带来不便。[4]如何解决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关系便成为把握第106条的关键。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无实质差异，《物权法》第106条包括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5]以往认为应否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而采取不动产公信力制度是一种误解。[6]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借鉴德国法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规定，来区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7]其二，应区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单独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8]究竟上述哪种方案更切合我国实际，德国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对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具有多大的借鉴意义，非常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将以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基础，并参酌德国、瑞士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及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和学说，从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理论基础等方面分析我国法上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德、瑞两国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
一、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
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无权处分说。鉴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因此该说将法条中“无权处分人”解释为在无权处分情况下没有处分权的人，从而得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为无权处分。这种学说得到了立法者的赞同，他们也提出，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受让人不知道让与人无权处分的事实，[9]即无权处分，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处分人的处分权。第二，不动产登记簿错误说。[10]此说认为可借鉴德国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规定，将不动产登记簿错误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不过，“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不是取得人对登记簿的信赖，而是对处分权人有无权利的事实的信赖。”[11]这表明，在这位学者看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不是对不动产登记簿的信赖，而是对处分权人为有权处分人的信赖。这无异于将登记簿错误等同于将无处分权人登记为有处分权人，实际上是无权处分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在德国和瑞士学者看来，德国和瑞士民法不是将无权处分，而是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规定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前提条件。[12]他们所讲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并非来源于法条本身，而是从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拟制中推导而来，并非从对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中演绎得来。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第1款规定：“为有利于根据法律行为取得一项权利或者取得该项权利上的权利的人，土地登记簿中所记载的内容应视为是正确的……”。又如，《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则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由上述规定可知，德国和瑞士皆将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拟制为正确，并要求取得人善意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这样就在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与善意保护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取得人信赖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而非处分人的处分权。[13]与此不同，在动产善意取得中，取得人信赖的是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占有在这里起到了体现处分权的权利外观的作用。[14]是故，德国和瑞士均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外，对动产的善意取得另行作出了规定（《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瑞士民法典》第933条）。
我国之所以将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与《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不动产和《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有关。善意取得制度以善意作为补正无权处分人处分权瑕疵的正当性根据。由此可知，尽管转让合同无效这个要件最终未被规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实践中法院通常不会认定转让合同无效，而是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判定受让人取得相应的不动产物权。这依然是一种以债权合同和意思主义为中心的物权变动模式，仅在受让人的善意和无权处分人的行为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联系，并未直接涉及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或不正确的状况，忽视了不动产登记簿的作用。
相比之下，德国、瑞士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而非无权处分视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与它们在立法技术上对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拟制有关，[15]另一方面与它们将从无权利人处取得动产、不动产分别予以规定的做法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对不动产登记簿的拟制作用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这一点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注意。甚至有学者将《物权法》第16条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看做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16]其实，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体现的是不动产登记簿形式上的公示作用（formelle Publizitaet），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显现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实质公示作用（materielle Publizitaet）[17]权利推定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旨在免除登记权利人对自己享有物权的证明负担，而并不能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该推定效力仅有利于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人，善意第三人并不能依据该权利推定获得实体法上的保护。就效力范围而言，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只具有积极公示（positive Publizitaet）的效力，即推定已登记的物权存在，已注销的物权不存在，并不涉及未登记的权利和处分权限制。可见，权利推定作用并不能解决不动产之上的权利负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和占有的权利推定作用一样，不具有完整性推定即消极公示（negative Publizitaet）的作用。占有作为权利外观只具有表征物权归属的作用，而不可能表征物上的负担，因此，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并不涉及物上的负担。在动产善意取得时，物上的负担是否消灭必须另行规定。《物权法》第108条解决了动产善意取得的物上负担问题，该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然而，《物权法》并未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不动产后，该不动产上未登记的权利或权利限制是否消灭。实践中许多问题与此相关，例如，不动产之上未登记的共有物权在善意取得时是否当然消灭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与《物权法》的上述欠缺不同，德国和瑞士通过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拟制作用解决了不动产之上未登记的权利和权利限制是否消灭的问题。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具有对不动产登记簿的完整性拟制效力，除了已登记的物权的存在，还包括未登记的物权和未登记的处分权限制不存在。这便从效力范围上超越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不同于权利推定效力的程序法作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拟制作用将不正确的不动产登记与实体法律效果相联系，从而产生实体法上善意保护的法律效果。从举证的角度看，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可以通过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或存在可疑之处而被推翻，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推定是不可推翻的。不论对于确实存在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还是可能存在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取得人均可依据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受到善意保护。由此可知，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在实体法上的效力排除了反证权利取得有瑕疵从而推翻善意保护的可能性，取得人不能够放弃所受到的善意保护。[18]因此，德国主流学说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视为法律的拟制，而非不可推翻的推定。[19]这种对不动产登记簿完整性的拟制不仅在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的客观事实和善意保护的法律效果之间建立了逻辑衔接，而且实现了对取得人善意的推定。这样一来，善意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下是排除善意保护的消极要件。取得人受善意保护既无须证明自己不知道不动产登记簿的不正确，也无须证明自己已知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可见，德国法和瑞士法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主观善意均体现为善意推定，这是基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一种可以推翻的假定，而不是从实体法上对取得人提出的善意要求。可以说，不动产登记簿的拟制功能既实现了对善意的推定，又完成了将不动产登记簿的程序法推定作用向实体法保护功能的超越。[20]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和瑞士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动产善意取得分别进行规定有两个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一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解决了实体法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推定问题，实现了实体法上的保护效果，而善意取得制度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不论是我国，还是德国和瑞士，均需要对实体法上的物上负担问题做出特别规定；二是不动产登记簿内容不正确的情形不限于处分人无处分权，还包括其他如预告登记等非物权的权利限制情形。无权处分不足以成为概括德国法和瑞士法上从无权利人处取得动产和不动产的前提条件，取得人仅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也不能实现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
德国和瑞士的学者多认为，善意保护的立法技术不是一项一般性的法律原则，而是一种例外性规则。基于一定权利外观而受到保护的当事人的地位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缺乏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实际法律状况来判断法律效果。[21]因此，不论是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还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皆应以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通过法律解释不至于引发异议为前提。善意保护不仅涉及到法律交易中原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问题，更涉及到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因此，不论在何种限度内对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必然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是故，各国在立法和法律解释上均对善意保护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言，法律规定善意保护只适用于无权处分的情形，而未规定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时的善意保护。由于《物权法》未规定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不动产登记簿的消极权利推定效力（未登记的物权不存在）和完整性推定效力（未登记的处分权限制不存在）难以依据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来确定其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以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替代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前提条件的做法并不符合善意保护的理论。
二、制度构造的理论基础
从权利外观理论的角度来看，无权处分和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分别构成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权利外观，但二者并不具有互相替代的基础。原因在于，权利外观理论不是一个统一性的原则，一般认为，它只能作为解释法律制度的基础，而不能作为法律制度产生的依据。虽然可以依照权利外观理论来理解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但并不能由这一理论推出两个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及理论基础。适用权利外观理论的各种制度虽均以保护交易安全为目的，但是它们各自的法律构造和法律后果却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权利外观原则没有统一的表述。[22]我国和德国、瑞士在立法上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不同规定，正反映了权利外观理论的上述特点。
无权处分中权利外观事实的形成以不违背原权利人意思为前提，且权利外观的形成是由原权利人的行为引起，其行为的可归责性是权利外观形成的要件之一。据此，诱因原则被视为无权处分的理论基础。不具有处分权这个事实是由原权利人的行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原权利人行为的可归责性导致了其相对于取得人而言不值得保护。可见，原权利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原权利人在权利外观形成中的可归责性构成信赖保护的条件。与此相比，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错误并不一定与原权利人的行为有关，不论不动产登记簿错误是否由原权利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皆不影响取得人受到善意保护。[23]不动产登记簿登记错误这个权利外观的形成既不考虑原权利人的意思，也不考虑原权利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形成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诱因原则，德国学者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理论基础称为纯粹权利外观原则。[24]
结合《物权法》第106条和第107条的规定来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贯彻了诱因原则，排除了非因权利人行为导致的对遗失物的无权处分。无权处分作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应当在不违背原权利人的意思的情况下形成，而物的遗失行为并不符合原权利人的意思，因此对于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诱因原则。德国和瑞士学者多认为，诱因原则并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理由是，诱因原则旨在从原权利人的行为中找到善意保护的正当性根据，不动产交易中善意保护的正当性根据难以从原权利人的行为或过失中得出。在动产交易中，原权利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占有这一权利外观的形成。在不动产交易中，不动产登记簿处于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掌控之下、原权利人在被登记入不动产登记簿之后，不可能发生委托他人管理等可归责于原权利人的行为。因此， 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设置决定了原权利人的行为难以成为登记这个权利外观形成的原因，从原权利人的过错中同样也难以找到善意取得的正当性根据。相反，不动产登记制度可能造成不利于原权利人的后果。由于原权利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对自己的权利尽到询问和监督的义务，对登记簿的变化了如指掌，因此，他难以防范他人欺诈登记机构而进行转让登记或在不动产上设定负担，而由原权利人的行为造成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的情形是不多见的。[25]总之，无权处分本身和诱因原则相伴而生，但诱因原则又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因此，从诱因原则理论的角度来看，将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是难以成立的。
无权处分与不动产登记簿错误中，取得人信赖的客体不同。如前所述，在无权处分情形下，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处分人的处分权。[26]权利外观由原权利人的行为引起，取得人基于对处分权的信赖而从事了法律行为。在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情况下，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取得人不负有探知并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所表明的真实法律状况的义务。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属于对真实法律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与取得人的信赖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有学者指出，在采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如德国、瑞士等，皆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而非善意取得制度，因此，我国不宜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代替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27]这个观点值得赞同。原因在于，采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体系。正是这一制度体系构成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的基础。不动产登记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以国家登记机关代表的国家信用作为当事人从事不动产交易的基础，善意取得人可以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不是像罗马法时代信赖让与人的个人信用或处分权。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公开性、可信赖性，这就减少和降低了取得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可看作是一种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制度性的信赖。[28]就我国而言，从不动产登记簿制度的设置与功能来讲，将无权处分看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也不恰当。这恐怕就是前面认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同一性的学者，也还要通过解释《物权法》第16条来得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重要原因。[29]
三、制度的法律效力
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并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仅就在大陆法系具有重要影响的德国和瑞士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法律效力存在显著区别。在德国学者看来，受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保护的物权变动过程包括了导致权利取得的处分行为和其他处分行为。这些处分行为的共同特征是，均为以法律行为方式产生的物权变动，并且这个物权变动包含对权利的处分。这些处分行为分别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和第893条的规定中。德国学者虽然也将这两个条款并称为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但其所使用的善意取得，并非指善意取得制度，而是指善意取得效力。如鲍尔和施蒂尔纳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第893条列明了可以进行善意取得（redlicher Erwerb）的物权变动过程，这里的善意取得包含的物权变动过程，不仅包括土地权利或土地之上的权利之取得（《德国民法典》第892条），也包括了对登记权利人为给付和与登记人所为的所有其他处分行为（《德国民法典》第893条）。由此看来，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效力（Gutglaubenwirkung）较之动产善意取得的效力范围更为广泛，适用依据也更为统一。[30]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对《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和第893条的规范功能也进行了区分。第892条的范围仅局限于能导致权利取得的处分行为，不适用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处分行为；而第893条则适用于对不动产登记权利人所为的给付、其他包含对权利的处分但不属于第892条的法律行为，例如，预告登记、权利的废止（《德国民法典》第875条、第1183条）、权利内容的变更（《德国民法典》第877条、第1116条第2款）、顺位变更（《德国民法典》第880条）等。[31]《德国民法典》通过第893条的一般性规定，使基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取得效力不仅适用于权利取得行为，也适用于权利取得以外的其他处分行为。通过这两个条款，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成为对不动产进行善意保护的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制度。
较之德国法，瑞士法虽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但未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法律效力做出一般性规定。依《瑞士民法典》第973条，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只发生以权利取得为限的善意取得效果。就权利的范围来看，该效果包括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和限制物权。由于缺乏像《德国民法典》第893条那样的一般条款，因此，《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向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给付的处分行为。对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效力能否扩展到权利取得以外的其他处分行为，学者间存有争议。[32]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可以扩展至债券债权（Schuldbrief）和定期金债权（Guelt）（《瑞士民法典》第865 -867条）。[33]虽然《瑞士民法典》第973条未明确将预告登记列入善意保护的效力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瑞士债法典》第216条第2款、第216条a、第216条b第2款对不动产优先购买权、买回权和选择权进行了规定，而这些权利可以在不动产登记簿中进行登记，因此，对于这些权利的顺位可以适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进行善意取得。[34]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法的规定，对不动产预告登记适用善意取得的观点明显不符合善意保护的一般法理。预告登记既非一项物权，又非处分限制，因此，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的规定，很难纳入善意保护的规则之中。因预告登记而引起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德国法是依据第893条，将其视为权利取得之外的其它处分行为进行善意保护的。[35]《瑞士民法典》则通过特别条款有限制地承认了对预告登记的善意保护。我国既不像德国法那样对于不动产权利取得之外的其他处分行为设有一般性规定，又缺乏瑞士法中对于不动产优先购买权、买回权及选择权的制度基础，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关于不动产预告登记适用善意取得的案例，因此，这种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法律效力的扩张解释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国、瑞士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上述分析可知，这两种制度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法律缺乏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完整性拟制的规定，因此难以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如以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不仅不符合我国采取的实质主义的不动产登记模式和信赖保护的诱因原则，而且仅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难以解决未登记的权利和权利限制的善意保护问题。德国、瑞士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范围并不相同，相比之下，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保护的范围极为有限。总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前提条件、理论基础和法律效力不论从法律理论上，还是从法律技术上均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注释: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物业管理疑难法律问题研究”（ZY1229）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以下；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2]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 - 77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2页。
[3]“基于不动产登记簿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但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取得权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有瑕疵的除外。”
[4]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法学研究》2009年第7期，第59页。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页以下；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83页。
[6]参见崔建远主编：《物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7]参见前引[5]，程啸文，第75页以下。
[8]参见梁慧星：《对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 -211页；孙宪忠：《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42-51页。
[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0]前引[7]，第76页。
[11]同上文，第76页。
[12]Heinz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Bern： Staempfli Verlag AG， 2007，S. 388.
[13]参见Juergen F. Baur， Rolf Stuerner， Sachenrecht， 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9， S. 294； Karl-Heinz Gursky（Bearb.），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uehrungsgesetz und Nebengesetzen， Band 3，Berlin：Seiller de-Gruyter， 2008，S. 441.
[14]参见前引[13]，S. 438； W. Siebert， Juergen F. Baur， Soergel Kommentar， 13. Aufl.，Stuttgart：Kohlhammer， 1999，S. 506.
[15]Marc Amstutz， Handkommentar zum Schweizer Privatrecht， Zurich， Basel， Genf：Schulthess， 2007，S. 1146.
[16]参见前引[4]，崔建远书，第49页以下。
印发《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穗府办〔2002〕1号
印发《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正确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市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以下简称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受聘公司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区、县级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可参照实行。
第二章 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和责权
第四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备以下任职条件：
（一）模范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二）熟悉有关经济、专业技术、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具有从事法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研究工作或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经历；
（三）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和决策管理水平。
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任独立董事：
（一）在公司或者所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近亲属；
（二）为公司或者所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中任职人员；
（三）任本职或原职期间因决策失误或渎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四）担任本职职务或独立董事期间考核不称职；
（五）有违法违纪行为；
（六）其他有可能影响其独立发表意见，或正常履行职责等情况；
（七）《公司法》规定的其他不得任董事的情况。
第六条 独立董事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独立履行董事职权；
（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参与董事会对公司国有资产经营计划、投资发展、财务预决算、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任免经营班子成员、制定基本管理制度以及对直属企业管理等重大事项决定；并参与就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债券等重大事项的决定，向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三）独立董事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发表意见和建议，独立、认真、郑重地行使表决权；
（四）对董事会决议承担表决责任。独立董事表决时，应明确表示同意或者反对，确实需要投弃权票的，应以书面意见说明原因；独立董事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独立董事行使职责时，要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保守所驻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泄露商业秘密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六）独立董事有就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向市国资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聘任机构及时汇报的责任；
（七）《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独立董事具有以下权利：
（一）《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有关权利；
（二）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建议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并按有关规定报批；
（三）获取公司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产营运状况等有关资料；
（四）公司章程规定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章 独立董事的任免和管理
第八条 独立董事的来源构成主要是：社会上聘请的经济、法律、金融、财务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知名企业资深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符合条件的有关人员。
第九条 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董事会须聘任2名（含2名）以上、不少于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第十条 独立董事人选，由市国资管理部门委托公司归口工委（党委）提名，会市国资管理部门后决定，归口各委（局）（以下简称聘任机构）聘任和管理。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届满后应经过任期考核评价重新聘任，但在同一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不得超过两届。年度考核工作不能胜任、考评不合格的，予以解聘。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可以同时担任不同公司的相应职务，但不得超过2户（含2户）；独立董事要不断地了解企业的情况，做到按时出席董事会，有效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第十三条 独立董事的咨询、资料、交通等费用的支付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归口各工委（党委）主要负责建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考核评价和业绩资历档案，推介独立董事人选，制定有关独立董事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并监督其实行。
第四章 独立董事的考核和奖惩
第十五条 独立董事由聘任机构会同国资管理部门负责考核，分年度考核、届满进行离任考核和重聘考核。考核内容包括：
（一）履行职责的考核。是否正常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尽职尽责做好工作。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时间缺席董事会会议的，应予解聘；
（二）信誉和道德方面的考核。是否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等等；
（三）业绩考核。能否作出公正、客观的判断和正确地行使表决权，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参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上缴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有关指标）。
第十六条 对独立董事的奖惩办法另行制定。
独立董事不得再参与公司内部员工工资、福利、奖励等分配。
第十七条 因违反《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二条及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给公司造成危害的独立董事，应予以免职，并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第五章 公司的责任
第十八条 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凡经董事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公司必须按法定时间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补充。如2名（含2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证据不明确的，可书面联名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或延期审议有关事项，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由于公司提供资料不真实，影响独立董事作出不当决策的，其责任在公司方。
第十九条 公司应提供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条件。董事会秘书或办事人员应积极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协助，如介绍情况、提供材料以及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等；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独立董事行使职权，不得拒绝、阻碍独立董事履行职责，不得隐瞒重要情报和资料，不得干预其独立行使职权。
第二十条 除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费用外，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工作经费，由公司支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经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广州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国有资产经营的监督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广州市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所属企业，区、县级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参照实行。
第三条 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以下简称监事会）由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归口委、局派出并管理（以下简称派出机构），对市政府负责。
第四条 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以下简称公司）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财务活动以及公司董事会、经营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第五条 监事会与公司董事会、经营班子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事会不参与、不干预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
第二章 监事会的产生
第六条 监事会由主席1人、监事若干人组成，监事会成员为不少于3人的奇数，监事分为外派监事和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不应超过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监事会经派出机构同意，可以聘请必要的工作人员。
第七条 监事会主席人选从外派监事中产生，由归口工委（党委）征求分管副市长和市国资管理部门的意见后，报市委组织部考察，市委审定，市政府任免。
外派监事由归口工委（党委）提名，会市国资管理部门后从市有关部门选任，归口委（局）派出。
监事会中的公司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报归口委（局）批准。公司董事会、经理层成员和财务部门负责人不得担任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第八条监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监事会主席、外派监事可以担任1至2家公司的相应职务，不得在同一公司连任，任职期间内不得兼任所驻公司的其他职务。
第三章 外派监事的选任和选聘
第九条外派监事是指派出机构从外部派驻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监事会的监事。
第十条 外派监事选派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熟悉并能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二）具有财务、会计、审计、金融、法律或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三）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文字撰写和独立工作能力；
（四）能够依法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第十一条 监事会主席除应具备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工作经历：任副局级或3年以上（含3年）正处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相当经历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
监事会主席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外派监事不超过55岁。
第十二条 外派监事实行回避原则，不得在其曾经工作过或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单位，以及其近亲属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的监事会中任职。
第四章 监事会、监事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监事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公司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
（二）检查公司财务，验证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检查公司的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资产营运等情况；
（四）检查公司董事、经营班子成员的经营行为，对其在履行公司职务时执行法律、法规或者公司规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其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惩、任免建议；
（五）了解全资、控股子公司财务活动、经营管理活动和资产营运情况等；
（六）派出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监事会主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二）负责监事会的日常工作；
（三）审定和签署监事会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
（四）对监事的工作进行指导和考核；
（五）应当由监事会主席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 监事会一般每年对公司定期进行1至2次全面检查，也可以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
第十六条 监事会开展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听取公司董事、经营班子成员有关财务、资产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在公司召开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监事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必要时列席党政联席会议、经理办公会议；
（三）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四）核查公司的财务、资产状况，向职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必要时要求公司董事、经营班子成员作出说明；
（五）向财政、工商、税务、审计、海关等有关部门、银行和下属企业调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和资本变动等情况。
第十七条 监事会每次对公司进行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作出检查报告。其中定期检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公司财务以及经营管理情况评价；公司董事、经营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业绩的评价以及奖惩、任免建议；对公司存在问题的处理建议；派出机构要求报告或监事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检查报告经监事会成员三分之二同意后，由监事会主席签署，经派出机构审核后报市国资管理部门，并抄送市委组织部。
监事对检查报告有原则性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检查报告中说明。
第十八条 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公司经营行为有可能危害国有资产安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害国家所有者权益，以及监事会认为应当立即报告的其他紧急情况，应及时向派出机构提出专项报告。
第十九条 监事会根据对公司实施监督检查的需要，必要时经派出机构同意，可以聘请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审计，也可以建议派出机构委托市审计部门对公司进行审计。
第二十条 监事除应履行第十三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认真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时参加监事会会议；
（二）及时、全面掌握公司的重要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三）认真执行监事会的决议；
（四）听取职工代表和员工的意见；
（五）定期向派出机构汇报监事工作和被监督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第二十一条 监事履行职责时，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二）外派监事不得接受所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任何报酬、财物和馈赠，不得在公司报销任何费用，不得参加由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安排、组织或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
（三）对检查报告内容保密，并不得泄露所驻公司的商业秘密；
（四）不得利用监事职权谋取私利；
（五）不得侵犯公司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监事具有如下权利：
（一）行使监事会表决权；
（二）受监事会委托列席董事会等有关会议；
（三）受监事会委托，有权检查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业务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帐册和文件，有权要求董事及有关人员提供情况报告；
（四）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要求监事会召开临时会议；
（五）有权受监事会或派出机构委托，行使其他监督权。
第五章 监事的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三条 监事由派出机构建立监事工作档案，并负责考核。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能否有效履行职责，实施监督，以保证国有资产正常、安全营运。
第二十四条 监事认真履行职责，作出重要贡献的，由派出机构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有特别贡献的，给予重奖。
第二十五条 监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行政、纪律或撤销监事职务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企业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严重失职的；
（二）与企业串通编造虚假检查报告的；
（三）有违反《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所列行为的。
第六章 监事会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逐步完善的过渡期内，市国资管理部门委托归口委（局）负责对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制定监事会成员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并监督实行；负责外派监事的选任和聘任，以及监事的培训、考核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监事会主席任职期间享受派驻公司的副职待遇，外派监事任职期间享受派驻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待遇。
第二十八条 外派监事任职期间咨询、资料、交通等费用支付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公司必须为监事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除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费用外，监事会的工作经费由公司支付。
第三十条 建立监事会主席会议制度。各派出机构会同市国资管理部门，每季召开监事会主席工作会议，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根据需要年度可召开监事工作会议。
第三十一条 派出机构与监事会签订监事工作责任书，明确双方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履行方式。
第三十二条 市各有关部门和相关中介机构应当支持、配合监事会工作，依法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七章 公司的职责
第三十三条 公司应当如实、定期向监事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及时报告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情况。
第三十四条 公司决定召开董事会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提前1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监事会参加。党政联席会议、经理办公会议议题涉及资产营运或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时，也应事先通知监事会。并将上述会议决议或纪要及时报送监事会。
第三十五条 公司发现监事会成员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有关条款者，有权向派出机构报告。
第三十六条 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公司负责人以及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直至撤销职务；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监事会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无故拖延向监事会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等有关资料的；
（三）隐匿、篡改、伪报重要情况和有关资料的；
（四）有阻碍监事会监督检查的其他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经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