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长政办发〔2005〕17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长沙市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００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长沙市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湖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为了加强我市著名人物（以下简称名人）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名人档案，是指具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在从事各种活动中直接形成或收藏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文件等形式的载体和具有档案性质的实物。
第三条 我市名人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工作由市档案局（馆）负责。市档案馆内设名人库，专门管理全市名人档案。
第四条 市档案馆名人库是永久保存全市名人档案的场所。
第二章名人建档对象
第五条 名人的建档对象为：长沙籍或长期在长沙工作和生活的非长沙籍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宗教等各界重要人物及知名人士。主要包括：
（一）担任过副市级或副厅级以上职务的党政领导及其他政界知名人士（包括相当级别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组织、社会团体领导职务者）；
（二）被授予大校以上军（警）衔或担任副师职以上职务的军（警）界领导；
（三）在长沙或中国历史的某个时期或某个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军事家及各界名人；
（四）获得两院院士、国家级专家称号及有重大创造发明或获得重大科研、学术成果的人士；
（五）获得全国、省、市劳模、英模等称号的人士；
（六）具有重要影响和名望的企业家；
（七）有重要影响、有较深造诣、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
（八）在全国重大文艺比赛中获得大奖的演员；
（九）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
（十）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著名的艺（匠）人；
（十一）海外和港、澳、台著名的长沙籍人士；
（十二）其他同等条件的有关人士。
第三章名人档案收集内容
第六条 名人档案的收集内容：
（一）反映名人经历及其主要活动的传记、回忆录、履历表等；
（二）反映名人职务活动的文章、报告、演讲稿、工作日记等；
（三）反映名人成就的作品及研究成果；
（四）社会对名人研究、评价的资料；
（五）与名人有直接关系的各类证书、奖章、信函、谱牒、纪念品等；
（六）反映名人活动的音像资料；
（七）名人口述的历史资料；
（八）名人收藏的图书、资料及其他具有历史和纪念意义的物品；
（九）其他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第四章名人档案的收集形式
第七条 收集名人档案采取以下形式：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湖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及其他档案法规、规章进行征集、接收；
（二）担任过副市级或副厅级以上职务的党政领导在其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归档的文件材料，由本人或文秘人员以及其单位档案人员清理、整理，交市档案馆保存；
（三）接受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依法移交的名人档案；
（四）接收捐赠名人档案，要向捐赠人颁发证书，并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
（五）受理寄存名人档案应当与寄存人办理寄存协议，并向寄存人颁发寄存证书；
（六）名人出售属个人所有的第三章所指的档案实体，市档案馆有优先购买权；
（七）对其他档案馆及其他部门（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保管的名人档案进行复制或交换目录；
（八）对散存在辖区内外的名人档案进行征购、复制或交换；
（九）其他与名人档案所有者协商的收集形式。
第五章名人档案的保管与利用
第八条 征收名人档案应当与移交人（或移交单位）办理交接手续，填制清单，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九条 名人档案应当以个人为单位设立全宗；其全宗内档案的分类、编目、鉴定等工作按照档案整理的原则与方法进行。
第十条 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有权了解名人档案的整理、保管、利用情况，对该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名人档案形成者和捐赠者须将新形成或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及时送交市档案馆，保持名人档案资料的完整与安全。
第十二条 加强名人档案的利用工作。具体形式有：
（一）向有关部门提供名人档案；
（二）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名人学术研究活动；
（三）配合宣传教育及其他纪念活动，举办名人档案展览；
（四）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服务与咨询；
（五）为文化艺术界创作提供档案服务。
第十三条 在名人档案的征收、管理和利用过程中，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5年8月1日施行。
“在我国司法领域，最富有中国特色、最引人争议、最具有社会功效的，莫过于劳动教养制度”。通过对劳动教养如何改革展开讨论，可以为顶层设计出台最优方案提供适当的理论支持。
劳动教养:中国式保安处分制度
改革劳教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劳教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劳教制度的性质。
有一种说法近乎通说，认为治安处罚与刑法(刑罚)已无缝对接，完全没有劳动教养存在的余地，应当废除劳动教养。依据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澄清。诚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刑罚)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上彼此衔接，但并非证明劳教无法容身。须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均属“违法行为法”这一普通法部类。而劳动教养处分对象，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种类归属上曾有诸多变化，但通说认为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人群。应当认为，劳动教养关注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习(人身危险性)，是“违法行为人法”，属特别法类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制裁“恶行”，而劳动教养收容处分的是“恶习”。行为法与行为人法不属同一法律部类，二者不可比附，也不相互抵牾。
有两个事例值得理论关注: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该法第67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68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第70条(“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些“屡教不改”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在少数;这类行为不属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对此也无能为力。对这类人员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惯常的刑事性违法人群。公安部2005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就是劳动教养。
其二，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均为两罪的加重犯。但1997年刑法修订为了保持刑量的可计算性删除了“惯窃、惯骗”的规定，表明现行刑法关于罪刑的分则性规范纯属“行为法”，以区隔“行为人法”。
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保安处分有两类:一类是由行政程序裁决的行政性保安处分，对象有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还有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实行民事收容，执行方式均为强制性处遇措施。另一类是对常习性犯罪人(倾向犯)经由司法程序采取的刑事性保安处分(亦称司法性保安处分)，即定罪判刑之后外加一定时间的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两类保安处分的共同本质属性:旨在保卫社会安宁防止特定人群违法升级的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教养设施收容对象主要是两类人，强制戒毒者和常习性刑事性违法人群。这在西方当分属行政性保安处分和刑事性保安处分。而我国，由于刑法犯罪概念设有定量限制(导致大大缩小“犯罪”标签粘贴机会，符合传统中华文化精神，减缩刑事打击面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因此保安处分措施只能统归行政程序，执行方式当同为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也是这种制度的法律定位。
保安处分制度不是我国的创造，德国早在1933年就引进刑罚以外的保安及矫正处分(刑罚的双轨制)的惯犯法，基本做法一直持续至今。我国稍有差异的仅是将行政性保安处分与刑事性保安处分在程序机制上合二为一。在基本特性和终极目的上无异于国际通行的保安处分制度，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或者是不典型的行政性保安处分，或者是不典型的刑事性(司法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性质的“劳动教养”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措施，在存在论上是可以证成的。
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合法性欠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依据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这些均属“行政法规”，不是“法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二)劳动教养裁决主体为非中立的单一行政机关，加之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频频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例。
(三)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缺乏法定化，必然导致处分对象的泛化，诸如因单纯言论、信仰这类纯属思想范畴问题而被劳动教养的事例并非罕见。执法权滥用败坏了“劳教”名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探讨
(一)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将以往该作劳教处理的案件一概不再作劳教处理，视具体情况，或者上提适用刑法按犯罪起诉，或者下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作治安处罚。这可能是零成本满收益干净利索的举措。举例说，如遇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和第76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当然在执法实务中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符合刑法规定则作犯罪处理，不够刑法规定便作治安处罚。这是将“行为人法”作“行为法”处理。如果只有少数个案，这种办法并无大碍，而且相比有人建议设立“轻罪法庭”(按逻辑推导，这必将导致同时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更为妥当。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在实务中出现批量现象，则可能造成削足适履效应，需要慎重考量。
(二)实际改革方案
1.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应是名称问题。由于几十年来执法权滥用，社会舆情出现了“劳动教养”与“侵犯人权”两个概念几近形影相随现象。加之，为使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名实相符，曾经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名称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有人认为采用“违法行为矫治法”更好，因为“矫治”概念已内含“教育”因素，所以不必赘加“教育”二字。还有人建议采用“收容教育法”。将劳动教养措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名称也许未必十分理想，但如果想不出更好的，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2.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法定化是劳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是约束这种制度在法治框架内运作而不被滥用的法律保障。劳动教养处遇——违法行为矫治，其对象应是具有违法恶习(违法行为反复性，常习性违法)的人。对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这是生活常识。换言之，只有对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者才可适用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明确了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的范围才不至于被无限扩大。
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行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政府收容教养等。“劳动教养”纳入行为矫治法自不待言，而“收容教育”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认为应该入围的理由是1997年刑法“附则”的规定，列于附件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包括《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收容教育。”这里必须指出两点，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对卖淫、嫖娼者的处罚方法有“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并无收容教育之规定。所谓“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日以国务院发布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外所添加的“解释走私货”。其二，2005年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前者第66条取代了后者第30条，最高处罚仅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不仅没有“收容教育”，甚至取消了《条例》第30条的“劳动教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第67条、第68条和第70条行为的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
剩下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种“政府收容教养”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按矫治法本性属保安处分性质，政府收容教养不该进入，但鉴于政府收容教养事例不多，出于实务经济性考量，将其当作“另则”收进也未尝不可。
强制戒毒，可以归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吸毒属违法，成瘾具有惯常性。对精神病患者不应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精神病不属违法。
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适用对象就是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者。首先，对“违法行为”应有明确的类型性规定，并且对“屡教不改”也须有可操作的解释。公安机关曾对“屡教不改”解释为，指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或者被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情节较重，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思路可供参考。
矫治期限应作明确规定，以三个月以上至两年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