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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少数民族犯罪的立法控制

刘成江


　　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是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独特规律与原因的照应。
　　一、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问题研究
　　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立法权肇源于此。
　　1．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补充规定的法律性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它兼具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立法法的颁布直接否定了委托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种观点。这两种争议的分歧代表着目前对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规定的定位的观点。
　　2．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部门法归属与形式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在部门法归属上隶属于刑法范畴，它是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指导下制定的。对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刑法第90条均有明确的要求。从本质上说，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物和刑法典的派生物，既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刑法规范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如何变通?理论上存在争论，即究竟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本民族统一的刑事法规)还是以地域为单位(一个自治区或行政区域制定一部多民族合一的刑事法规)。前者主张原则上以族籍为单位，一个少数民族制定一部变通规定。理由是：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不是基于少数民族居住地的特点而制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后者的主张是以地域为单位，可以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大的差别，刑事变通立法没有必要，而且是否制定变通立法，是民族自身的意愿问题。不能强行地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来决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参考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立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情况不一。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居住，社会发展程度上与汉族已经没有大的差异，对于这些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单独制定刑事变通立法，不仅没有必要，还会造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法制不统一。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是否需要制定本民族的刑事法规，如何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制定变通立法，都应当由本民族人民自己决定。因此，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的规定，应当由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刑事变通立法，而不是各民族按照民族的分类制定变通立法。
　　3．关于刑法变通立法的体系地位
　　如何界定刑法变通立法的性质，理论界有委托刑法、授权刑法、补充刑法、变通刑法、自治刑法、民族刑法、区域刑法，特别刑法等多种提法。在我看来，有两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体现，与“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澳门特区刑法如何区别?其二，刑法第6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都适用本法”。民族自治地方刑法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本条所说的“特别规定”?一般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与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港、澳特区刑法不同。港、澳特别行政区刑法与内地刑法相对而言，属于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的法域形态，在法系传统、法律制度、适用背景、适用程序上都存在差异。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是统一主权国家之内的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是否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列，存在争议，某些学者认为“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包括：(1)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不能适用本法的变通规定中的规定的犯罪;(3)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笔者以为，严格地按照解释学的传统，“本法”是广义刑法，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刑事特别法。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属于我国的广义刑法范畴，不能认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是法律的除外情况。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只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和行为人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犯罪的不适用我国刑法为真正属于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和新法优于旧法只是是用刑法典的例外。从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法源上来看，刑法第90条要求“变通、补充规定”要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的适用需要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规定，而非例外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地方刑事变通立法应当理解为一类特别刑法，相对于刑法典而言，它是对地(民族自治地方)和对人(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的刑法。①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的，作为刑法典的变通，仅仅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居民。
　　4．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反思
　　⑴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步伐的思考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立法的步伐，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党对少数民族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变通立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刑事政策是政策，刑事法律是法律，二者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处理好民族刑法变通立法与制定单行刑事条例的关系。在目前出台系统的、全面的关于实施刑法的变通规定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可以结合本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一些单行刑事法规。
　　⑵刑法变通立法的条款内容
　　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指出：法律不应当是一种发明，一种人工栽培的植物，它应当更至于风俗、习惯和大众的信念之中，并且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她提供治疗和帮助的力量。我们应当担心并尽力避免的是，在法律之下的习惯、风俗、信念、功力等土壤被冲走之后，法律仍然要维持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鉴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有必要对统一的国家制定法加以变通，在刑事领域即刑法典部分条款的变通。具体变通内容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封建迷信等特点，我以为包括：
　　第一，风俗习惯。
　　刑法第236条。刑法第236条是关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规定。鉴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汉族的差异，某些强制性的性行为为少数民族习俗认可。型法第237条。刑法第237条是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有传统的恋爱习俗，比如广西金秀县的瑶族往往通过唱山歌等方式实现沟通，在民族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某些少数民族男青年摸弄、搂抱女青年，甚至采取追赶、撬门等方式追求女青年，对女青年有一定程度的猥亵行为，某些情况下带有强制性。变通立法应当作非犯罪化处理。刑法第258条。刑法第258条是关于重婚罪的规定。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活在偏远的山区，结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加之，受宗教信仰、传统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往往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重婚现象较为普遍。变通立法上宜规定不告不理，国家司法权不宜直接、主动介入。
　　第二，生产生活方式。
　　刑法第125条。刑法第125条是关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的规定。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土枪作为一种装饰品，并由此形成土枪市场，对于在族内制造、买卖枪支弹药以供狩猎和装饰用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变通立法时，可以考虑不作为犯罪处理。刑法第225条。刑法第225条是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我国少数民族女性多有穿金戴银的习惯，买卖黄金、白银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金银的现象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刑法第345条是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居住在山区或林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曾经形成“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到今天仍有部分群众保留有一定的痕迹。刑事变通立法时，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对因此导致的失火罪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从轻处理。
　　第三，封建迷信。
　　刑法第232条、第234条。刑法第232条、第234条是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封建迷信伤害或杀人案件中，杀人者会得到拥护，而被杀者甚至连亲戚都会背弃。但封建迷信杀人仅仅是一个原因，部分因山林、草场、水源，坟地等纠纷而引起伤害或杀人案件则不能与此等同。变通刑法时，应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区分为若干类，按照犯罪原因加以分类并规定不同的刑罚。
　　二、习惯法的价值判断
　　民族习惯法作为原生刑法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活跃的重要载体，是一种“准法律规范”。少数民族文化与主体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在法律实践中加以协调，以更好地促进刑法在民族地区的适用。
　　1．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由来
　　习惯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滞后而迟缓，许多习惯法得以沿袭下来，原因有三：一是统治者鞭长莫及，所谓“听调不听宣”、“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 “不必绳以官法”。二是法制不健全。中国古代法典刑法规范发达，但关于钱债、田土、户籍、婚姻等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简陋，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厌讼”意识，且民族地区头人为控制本民族人民，也严禁“私自奔告”。三是王法与民族习惯法相辅相成，甚至出现过朝廷王法与民族约法相互援用的现象，使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有一个长期蕴存的客观条件。
　　2．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传承与创新
　　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消极因素是扬弃性发展的根据。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我们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扬弃性地继承其成果，尽最大可能地发挥民族习惯法在控制少数民族犯罪、维护民族地区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⑴充分发挥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积极作用
　　解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刑事习惯法正在逐步废弛，国家新制定的法律还得有一个过程才能贯彻执行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过程需要刑事习惯法的调节。在今后法律比较完善的状况下，民族、社会要自我控制、调节，还得借用民间的力量。许多民族地区目前已广泛采用乡规民约的形式以恢复习惯法，作为法律的一种补充。实践证明，这些乡规民约对于控制少数民族犯罪和维护民族地区秩序方面具有潜在的功能。
　　(2)继承和创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因素
　　民族刑事习惯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因此，通过继承和创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因素，可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应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民族刑事习惯法是民族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好传统、好习俗。行之有效，应当坚持。其三，以科学、理智的态度来对待民族习惯法。继民族刑事习惯法中民族文化精华的成分，抛弃其中的糟粕部分，从正面推动民族和社会发展。其四，以现代化的行为准则来检验习惯法。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革，社会在进步，各民族都应自觉将其传统行为方式及习惯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习惯法中优秀的成分发挥更为现实作用。其五，以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的演变和发展。少数民族习惯法并不是无益、消极、落后、糟粕的代名词，他重视群体利益，确认团结互助，鼓励勤劳能干，肯定合理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处理简便迅捷，注重内在接受，形式生动形象，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有采纳、吸取、继承的价值。”其六，吸收民族美德，完善习惯法的内容。比如侗苗民族对“款约”的“改造”，将“款约”中不合乎法律法规的内容删掉，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注入“款约”之中，使之成为新型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村规民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合同法给我带来了烦恼与思考
——在成长的迷雾中求索

李国升


内容摘要：不学合同法尚好，学了合同法倒果真添了不少烦恼。太多的“盲点”①充斥我的大脑，给我带来了烦恼，使我不得不进行思考，探寻排忧解难的良方……何以解忧释怀？唯有格物致知也。
关键词： 合同 合同分类 合同订立 合同效力：

一、引言：敢问路在何方
不学合同法尚好，学了合同法倒果真添了不少烦恼。太多的“盲点”充斥我的大脑，给我带来了烦恼，使我不得不进行思考，探寻排忧解难的良方……
二、合同：为伊消得人憔悴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从这句话我得出了另一句话，“世上本没有合同，用的人多了也变成了合同”。两者的产生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决定法律效果），而后者却是法律行为。当然，法律行为是合同的一个法律特征，但不等于合同本身。《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则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此可见，合同无非是一种协议，而协议本身就是一种“合意”——就是协议双方或多方对协议的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所以，不难发现，合同就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标的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不管是最普通的买卖行为，还是较前卫的网络交易行为，都是一种合同行为，都具有合同的法律特征。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不难发现合同就在你我左右，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种民事协议。并且，你我都在时时经历、处处经历。因此，为了对合同多了解一点，甚至为合同消得人憔悴，只要愿意，那就痛并快乐着吧！
三、合同分类：山穷水复疑无路
“人不学，不知道”，但一学，却难免跳三跳。以前总以为，知道合同概念就能一通百通万事通，岂难料，合同之多难逍遥。中国的、外国的合同一大撂，着实叫人心惊胆跳。什么物权合同、债权合同，要式合同、不要式合同，主合同、从合同，有偿合同、无偿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都如潮水般涌来，充溢着大脑，着实令人懊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时，煎熬比灌输更好。思则变，变则通。经一番比较之后，不难发现，这么多的合同种类只不过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其实质仍“万变不离其宗”。说白了，全都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标的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当然，要想对合同不再“云里雾里”总少不了对其进行分类一番。事实上，以上的这些合同都是按不同的标准对合同进行分类的结果。例如，拿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来说吧，就是按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进行分类的结果。要式合同是指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而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不要求具备一定形式和手续的合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合同分类，其义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合同分类其意义无非如下：（1）有利于合同立法的完善。合同科学的分类，可以找出一些成熟性的合同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同时可针对不同的合同特点为其确定特殊的规则。（2）有利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处理合同纠纷中正确适用法律。因为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特点的合同又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3）有利于当事人订立和履行合同。在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可根据不同类型的合同选择适合自己业务种类的合同形式。不同的合同其法律要求不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可根据不同合同的特点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作为初学者，少不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轻狂。笔者以为，合同分类只是一种参考，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仍须自个儿找。
四、合同订立：总有云开雾散时
“合同成立惑难消，合同生效夜难熬。若能换来明月照，两者不谈也好。”孰知道，事事难料（论题下来了），想跑也跑不掉。只好勉为其难，浅谈一番。当然，谈合同成立是离不开合同订立的。合同订立是指缔约主体为一定的意思表示并达成协议的状态。它好比一条线，直线也好，曲线也罢，反正，都是点点相连而成，只是形状不同，寓意不同罢了。而合同成立则好比是线上的一点，不是始点、中点，而是合同订立之线上的终点。如果说合同订立是合同从协商到成立的整个过程，那么合同成立就是“一锤定音”，宣告合同订立结束的行为。其结果，就是合同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法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门行为科学，合同法学也的例外。在笔者看来，合同成立就是当事人理性选择所做出的一种双赢之举。但是，法律更强调规范（相对经济行为而言），合同成立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受限的条件自然要高的多。合同成立并不一定必然生效，只有合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起才具有法律效力，而违法的合同虽经成立也不会发生法律效力。对此，人们难免会问：这到底为何？其实，解惑之钥不在“同”而在于“异”。首先，两者含义不同。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双方按照一定的方式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而合同生效则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发生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约束力。其次，两者的构成要件不同。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可能变成法律关系）；而合同生效的要件必须符合主体适格、内容适法、意思表示真实、形式合法等要求，是双方当事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再次，两者所处的阶段不同。合同成立标志着双方当事人通过要约、承诺等方式充分协商过程的终结，有人将此阶段称之为“探讨阶段”；而合同生效是继“探讨阶段”之后，当事人恪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阶段。最后，合同成立的决定权基本上由当事人享有；而合同生效的决定权则有国家独揽。据此，笔者以为，已经成立的合同，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不一定是平坦的。因为只有合同当事人个人意志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合同，换言之，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的合同，才能生效，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以为，合同成立更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合同生效则更强调合同效力的法定性，两者虽仅有二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五、合同形式：一枝红杏出墙来
总在想：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部表现和载体）是不是可有可无的？毕竟，在私法领域更强调“私法自治”，合同当事人之间重意思而“轻形式”的确无可厚非。但是，细究一下，就会发现结论下的过早，大有草率之嫌。黑格尔先生早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的确值得后人沉思。法律作为理性人（一切行为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1]）的行为规范，其更强调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同样注重合法与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也是一种制度经济，更是一种法制经济。所以，合同形式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其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合同形式尤其是法定的合同形式，其更有利于规避交易风险，实现交易安全。与此同时，现代合同法大都兼顾交易安全和交易便捷等两项价值，并且将要式合同的运用范围不断的扩展。在一些市场交易领域，经过法律规制的要式合同，除去个别的不公正条款外，大大节省了交易相对方的交易成本②，极大地促进了缔约的迅速完成，更加符合交易安全和交易便捷。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以为，合同形式，不管是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如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还是特殊的书面形式（如公证、鉴证、审批、登记等形式）或默示形式④，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今天，市场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仅仅只是一种低层次且有限（与血缘、地缘关系有关）的信任，与在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双方之间所形成的高度信任（或普遍信任），仍有极大的差距[2]。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规制下的合同形式更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六、合同效力：懂你
合同效力，也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所产生是法律约束力。其法律特征如下：（1）合同效力，仅仅存在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或满足法定生效要件的合同。对于不成立的合同，当然谈不上合同的法律效力；而对于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自然也不能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所以，合同有效成立是产生合同法律效力的前提。（2）合同效力是《合同法》等法律所赋予合同的法律效力。合同本身是当事人的一种约定，这种约定离开《合同法》等法律，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合同之所以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约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受到法律是强制保护，因而产生一种相当于法律的效力。（3）合同效力是一种法律的约束力。合同当事人的各项涉约行为都受这种约束力的规制。[4]
至于合同效力的具体表现，愚以为，其主要表现如下：（1）合同依法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合同。（2）当事人非经协商或依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3）当事人依法享有合同的各项权利，如给付请求权、抗辩权等。（4）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受法律保护，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给予保护。（5）当事人一旦违约，就必须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的上述效力，有学者称之为“合同的对内效力”（对合同当事人的效力），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笔者不认为合同具有“对外效力”（对第三人的效力），有的仅指合同债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侵害。
当然，以上的这些肤浅认识仍需深究——检验——再认识，何时懂你——合同效力，我想大约在顿悟后。
七、结语：路在脚下
何以解忧释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唯有格物致知也③。


注释：
①盲点，本文指模糊不清的地方或事物。
②交易成本，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它主要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的成本以及索赔的成本等。
③格物致知，本文指通达事理、学识渊博。
④默示形式,指合同当事人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或以不作为的沉默方式进行意思表示。
参考文献：
[1]梁小民.寓言中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梁小民.经济学内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柴振国，何秉群等.合同法研究[M].北京:警管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