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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是该规定仍然原则粗疏，操作性不强，笔者认为需要在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的基本原则，防止制度走偏

虽然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公诉案件和解必须坚持的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但是对于该制度实施必须坚持的一些关键性原则，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等均未作出规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和偏差，甚至导致和解制度的滥用。

对于一项新确立的法律制度，为防止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必要确立统领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以有效引导、指导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案件和解应当遵循以下六个基本原则: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公开透明原则。

二、明确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关于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学界有“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说”、“审判阶段说”、“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说”、“审查起诉和一审审判阶段说”、“刑事诉讼所有阶段说”的争论。从修改后刑诉法第279条的规定看，公诉案件和解适用于侦查、提起公诉、审判阶段，而不适用于立案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也即公安机关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无权自行处理，只能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理。该条规定自然不包含立案阶段。公诉案件和解也不适用于刑罚执行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措施，而不是“从宽处罚”，因此该条规定排斥刑罚执行阶段。

那么，审判阶段的和解，是一审、二审、再审都可以，还是仅仅指一审?笔者认为，二审、再审程序中不能进行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主要是法律审程序，对法律问题本身不允许变通、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对一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和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如果允许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和解，无异于允许对法律问题进行协商、变通，这是法律稳定性和严肃性所不允许的。再者，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设置和解环节必将摧毁一审和解的稳定性，最终将损害和解制度本身。

但是，在侦查阶段，一般要控制适用和解制度。因为在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如果在侦查阶段过早适用和解，就会放松对侦破案件的追求，丧失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的动力。因此，要加强对这一环节适用和解制度的监督。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办案期限较短，一般也应当控制适用和解。

三、明确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确保诉讼程序之间有效衔接

作为特别程序，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其他特别程序相比，缺乏特别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单独适用能力不强，依据不足。它的实施依赖于其他诉讼程序，需要借助其他诉讼程序，嵌入其他诉讼程序中去完成。但是，依赖其他程序实施时，与其他程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有效衔接，尚不清楚。比如，诉讼程序进行中，一旦出现和解情形，是否应当中止已经进行的程序，启动和解程序，如和解成功，原有程序不再进行;如和解不成功，则恢复原有程序，不明确。因此，应当明确其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衔接。

笔者认为，一是应当明确侦查、起诉、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中，如出现和解情形，相应的诉讼程序应当中止，另行启动和解程序，和解成功并作出处理的，相应的诉讼程序终止。和解不成功的，相应的诉讼程序恢复进行。二是应当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受相应的诉讼程序办案期限的限制，以防止无原则的纠缠和反复，提高办案效率。三是应当明确和解程序结束、相应司法处理生效后，出现当事人反悔、和解协议变更或存在受胁迫、欺诈而违心和解等法定事由后，诉讼程序应当回转，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

四、明确和解协商的一般程序，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

虽然从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看，具体的和解协商的程序和过程应当由当事人双方自己来把握，似乎不在法律考虑的范围，但是从规范的角度看，国家应当制定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以引导当事人合法有序地进行和解。有必要对和解的启动方式、启动程序、和解方式的选择(是自行协商还是委托第三人促和)、如系第三人促和如何委托、当事人双方如何进行和解协商、和解的内容、和解内容的履行(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还是其他形式)、和解后如何提请司法机关审查、和解后反悔或不履行和解协议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规定，以便当事人进行和解时参照适用，避免走弯路。

五、明确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和解的监督权，确保制度公正

尽管按照刑诉法第8条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似乎包含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从立法技巧看，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刑诉法具体的规定作为支撑，如修改后刑诉法第289条就明确授权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并没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因此，在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否有权监督不明确。

笔者认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诉案件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依赖于侦查、公诉、审判程序，检察机关既然对侦查、审判活动享有监督权(对公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那么自然有权对公诉案件和解予以监督。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程序上是否合法，也包括和解的内容是否合法、合理。具体而言:(1)对侦查阶段和解的监督。凡是侦查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将和解协议、被害人申请和处理建议等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联系当事人了解情况，发现侦查机关有擅自对不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适用和解、强迫当事人接受和解等违法情形，应当行使法律监督权，责令纠正。公安人员在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权力牟利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和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当事人随时可以向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控告。(2)对审查起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借鉴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通过人民监督员对因和解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必要的监督。检察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3)对审判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在裁判书中列明案件和解的过程和情况以及采信的情况，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对于审判阶段违反法律规定的和解有权提出抗诉或提请纠正。审判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无效和解的撤销权。为了防止在和解过程中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被害人漫天要价、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也有权力对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和解协议行使撤销权，促使案件重新进入诉讼程序。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对我国外资立法中的国民待遇原则问题的分析

孟昭明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专业


摘要：本文首先对国民待遇的基本概念作了界定，之后说明了国民待遇在国内及国际法上的表现。最后通过对国民待遇在我国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分析得出了国民待遇在我国应稳步推行的结论。


关键字： 国民待遇　　市场经济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界定
国民待遇原则是传统的外国人待遇制度之一，它萌芽于中世纪后期，然而，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法国民法典》第11条即首次在国内立法上对国民待遇加以规定(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条规定："外国人，如其本国和法国订有条约允许法国人在其国内享有某些民事权利者，在法国亦得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 。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在我国学界早有定论 ( 如韩德培教授认为，“所谓国民待遇是指内国给与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与本国人的待遇相同，即在同样的条件下外国人和内国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传统的国民待遇是赋予与本国有特定关系的外国人享有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民事权利的一种制度。但随着以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民待遇制度的范围和内涵及对象突破了原来的民事权利的范畴，而触伸到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而这种突破在国际投资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外商投资国民待遇事国民待遇原则在投资领域的表现。作为外国投资待遇标准的一种，国民待遇主要指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授与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上以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
(一) 国内立法上，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一般都规定的较为笼统和原则。有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外资的需求，在其外资立法中专门规定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例如近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新修订的外资法就采用了这一做法。这种规定仅仅适用于外资领域，但它们依旧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明确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内涵。
（二） 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的详细规定，更多地见诸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之中。尽管不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不同的措词，但归纳起来，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适用范围的规定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最狭窄的，即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第二类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第三类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是最广泛的，它不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还适用于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方面。三种不同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国民待遇的基本态度及其妥协的程度。目前第一种类型已极为鲜见，第二种类型较为普遍，第三种类型则正在增多，这反映了国际经济自由化，国际投资便利化的时代趋势。
综观各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条约)．国民待遇的具体涵盖范围一般包括：
1．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此处的"投资财产"包括东道国法律所允许的任何股份权、金钱债权或类似的请求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权，关于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及勘探、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等等：此处的"收益"是指投资财产所产生的任何价值形式，包括利润、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手续费等等。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主要表现为对资金投向、投资形式的选择权，在必要时候转让或收回本金的权利，对所得利益的汇出的权利等等。
2．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系指投资者对投资产业所进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这种活动包括：(1)设立和维持分公司、工厂和其他用于业务活动的适当的设施；(2)控制和经营自己设立或取得的公司；(3)雇佣和解雇专家，包括技术工人、高级职员和律师及其他职工： (4)缔结和履行合同，等等。
3．与投资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措施。亦即因投资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审理与行政申请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这里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投资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普通民事纠纷的司法行政救济，例如对合同纠纷的仲裁与审理，对劳动争议的行政申诉与司法审理，等等：另一方面，涉及国家责任的投资争端的司法行政救济，指在外国投资被国有化、征收或由于战争、武装冲突或东道国的禁兑行为等，使投资者丧失对其投资的有效控制，从而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所可望获得的东道国的司法与行政救济。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在对内资与外资待遇上的绝对平等。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给予外国投资与国内投资完全相同的待遇，实际上也做不到。外资的国民待遇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例如，就投资领域而言，各国对内、外资从来都是有区别的。许多涉及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的领域，一般都不允许外资涉足；即使是非关键的经济部门，也可能基于国家经济规划与发展目标而对外资的引进有所先后、有所厚薄。这种限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毫无例外。这些适当的限制与例外不仅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在税收、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甚至享有比本国公司和国民更优惠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征。不过，从理论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是不鼓励"超国民"的优惠待遇的。
（三） WTO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94》、《GATs》、《TRIPs》、《TRIMs》及其他相关条款中。标题为“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的GATT第三条集中体现了国民待遇的主要内容。GATT第三条第一款明文指出适用国民待遇的两种情况：（1）“国内税基其他国内费用”；（2）国内法律、法规、规定。
第3条 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
1、各缔约方认识到，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要求产品的混合、价格或使用的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树立法规，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对进口产品或国内产品适用。
其目的在于防止各成员方利用国内税收政策、措施、法规对本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空间。( Article3.1 National Treatment on Internal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recognize that internal taxes and other internal charges, and law,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ffecting the internal sales, offering for sale .purchase,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or use of products, and internal quantitative regulations requiring the mixture, processing or use of products in specified amounts or proportions,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imported or domestic products so as to afford protection to domestic production”)

二、 我国在外资立法中确立国民待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 我国过去不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因分析
过去，我国在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很少提及国民待遇，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是按所有制形式划分的，作为"内资企业"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种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千差万别。根据我国颁布的一系列的企业法与有关的法规、政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劳动人事、财政信贷、税收、丁资福利等方面各不相同。"内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尚且相差如此悬殊，又何谈内、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即使真要实行国民待遇，又以哪一种企业作为参照系呢?同时，我国的工资体制、物价体系及国家补贴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国营企业，由于对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因而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与保护，如果将这些待遇一并给与外商投资企业，则在执行中势必造成很大困难。此外，对国民待遇理解的不全面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如，有人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待内、外资绝对平等，如此，则国家安全无以保障，国家规划无以实现；有的人则反过来，认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措施的一律取消，如此则吸引不了外资，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均可归因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主体待遇的不平等，市场机制的缺乏或不健全，都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体现，思想上的误区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发展使国民待遇的推行成为可能
与前述计划经济的情况相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国际性、透明性和规范性等特性，使得国民待遇的提出与实行有了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的可能。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较高级的形态，平等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首先要求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市场主体体系，不论这些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其他社会属性，在市场上一律得以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显然，这里也包括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
其次，竞争是市场的全部动力与活力的源泉，竞争的前提就是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是不存在竞争的，至少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竞争。竞争呼唤平权，平权也就意味着国民待遇有了法律的基础。
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形成了跨越国界的规模化的大经济。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不能孤立于国际大市场之外，这是为中外的无数现实所反复验证了的真理，也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经济国际性日益加强的形势下，"国民"也越来越有"世界公民"的意味，犹如在国际大市场中对任何一国的产品都应平等对待一样，在当代国际大家庭中，给予其他国家的国民以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当代国际投资的历史表明：在国际资金市场上，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放在一个虽然没有明显优惠待遇，但具有很高的政策、法律的透明度并能获得公平待遇的地区，而不是投向一个看起来待遇优惠，却充满着"内部规定"和歧视待遇的地区。这主要因为当今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日趋快捷，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投资的安全性成了首要的影响因素。相对而言，国民待遇以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为依据，其可操作性、规范性与透明度远较其他待遇标准为佳，故必然更契合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提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实行或趋向于实行国民待遇。
(三)实行国民待遇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有限的国民待遇显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一日。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待遇、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市场竞争秩序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又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条件。目前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相差悬殊，不仅不利于吸引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待遇差别，目前全国到处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假三资企业"(按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 ，由于外资适用减免税优惠以及内外资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造成两者实际税负产生很大差别，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 15%，相差一倍多。一些内资企业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渠道“走出国门”，而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以享受优惠条件。有研究估计“假外资”占了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摘自http://business.sohu.com/20050321/n224777403.shtml) 。这些显然都是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即平等竞争所不容的。所以说，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2，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其中就包括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而国民待遇是 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是被明文禁止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与WTO全面接轨，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必要措施。3，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明显。外资优惠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国内外微观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其积极作用正在消减，而被“超国民待遇”扭曲的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壮大民族工业的障碍。外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挫伤了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扭曲了外资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最终影响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可喜的是，我国在立法上朝着这一方向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公司法》规定，该法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说是朝着全面的国民待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外贸易法》明确提出，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根据有关条约规定或互惠精神给予对方以国民待遇。再如，税制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税负上统一起来，从实体利益上平等了待遇，是朝着国民待遇方向所作的又一次重大的努力。

三、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与TRIMs的差距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Ms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现改为33％，表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持平，但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企业性质(如生产性企业)和所属行业(如基础设施或第一产业等)的不同，可以减按24％或15％甚至更低的税率征收。同时，它们还可以享有"免二减三"的待遇，其实际税负仍比内资企业低很多。就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言，虽然经过了种种转换机制的努力，内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难以落实；而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有比较广泛和充分的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资等各方面的自主经营管理权。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居于"次国民"地位。这主要体现为：
(1)当地成份要求方面，我国有关法律虽没有明确的"当地成份要求"条款，但有关法律却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我国各级政府往往也有规定，要求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并以此作为次日获得批准或享受优惠的先决条件。(2)贸易平衡要求方面。最明显的是外汇平衡要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1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条均要求外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并以此作为允许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则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般应保持外汇收支平衡。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也要求"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出口、多创汇，做到外汇收支平衡"。(3)出口实绩要求。例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3条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产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该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该条件意为"年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全部产值的 50％以上，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或有结余"。同时，我国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时，一般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合同中，就其产品的内外销比例或内销比例作出具体承诺。
我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资基本上采取鼓励与限制导向结合的政策，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双重违反(参见丁伟，论世界贸易协定体制下我国外资法面临的严峻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1996.4 ，P.18-23)。

四、我国实行国民待遇应稳步进行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只是外资国民待遇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充分实现条件。要全面与充分地实施外资国民待遇，尚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纵观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历史上遭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资本成为严重稀缺的商品，因此在资金上是“有求于”发达国家的。从宏观上说，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对一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一视同仁，其实质就是要解除对民族产业的特殊保护与对外来投资的特别限制，而使两种资本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迎面相击、平等竞争。这无疑须以民族资本的充分成长发育作为前提。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外资国民待遇，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其民族资本与综合国力已十分强大。这样，一方面，享有其国民待遇的外来投资一般不仅不会构成对民族经济的威胁，而且能成为民族经济很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国资本借助"国民待遇"安排，则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自由流动，选择最佳商机，赚取最大利润。反过来，如果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尚未壮大，民族经济尚未振兴，却一味侈谈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则是极不相宜的。因为那样无异于"以卵击石"，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民族资本与民族经济的发育在质量与效益上仍很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创造条件"，"逐步"地实行，而不是说也不能说已"万事俱备"，可以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