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14号
《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业经2011年7月4日市政府十四届第4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李万才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斑海豹及其生存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斑海豹保护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为保护斑海豹资源及其生存环境而设立的海上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斑海豹保护区位于本市西部渤海辽东湾海域，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个功能区。斑海豹保护区和各功能区的面积、范围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斑海豹保护区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渔业主管部门是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其所属的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斑海豹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作。
市政府有关部门、斑海豹保护区所在地的区（市）政府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市政府派出机构，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斑海豹保护区管理相关的工作。
第五条 斑海豹保护区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重要时段管理相结合，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斑海豹和生态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危害斑海豹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斑海豹保护区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有关部门编制的各类专项规划涉及斑海豹保护区的，应当征求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的意见，保证各类专项规划符合斑海豹保护区建设规划。
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斑海豹保护区建设规划编制斑海豹保护区管理和保护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斑海豹保护区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斑海豹保护区周边可能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单位应当制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人员、物资和设备。应急预案应当分别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备案。
第九条 进入斑海豹保护区的人员，应当遵守斑海豹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接受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在斑海豹保护区内从事科研、教学、参观、旅游等活动，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在斑海豹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建设项目。在斑海豹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斑海豹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一条 从事开发建设可能对斑海豹保护区造成影响的，应当在征求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意见后再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从事开发建设对斑海豹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应当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进行生态补偿。
第十三条 船舶通过斑海豹保护区时应当连续航行。
在海水结冰期间，经过斑海豹保护区的船舶应当在固定或者传统航道上航行，并适当降低航速，减少对冰层的损坏，发现斑海豹应当注意避让。
第十四条 船舶载运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污染危害性等特性的危险货物（简称危险货物）经过斑海豹保护区，应当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海上交通安全、防治船舶污染、危险化学品管理、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的规定。
第十五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经过斑海豹保护区，应当选择符合安全要求的通航环境航行，并顾及在附近航行的其他船舶以及港口和近岸设施的安全，防止污染环境。国家规定危险货物船舶专用航道、航路的，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当遵守规定航行。
第十六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斑海豹保护区航行时应当按规定显示信号。
其他船舶与在斑海豹保护区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相遇，应当注意按照航行和避碰规则的规定，尽早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十七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斑海豹保护区航行，进入实行船舶定线制水域的，应当遵守船舶定线制规定，使用规定的通航分道航行；进入实行船位报告制水域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入船位报告系统。
第十八条 禁止猎杀和伤害斑海豹；禁止捕捉斑海豹，但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捕捉的情形除外。
捕捞作业时误捕斑海豹的，应当立即无条件放生。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搁浅或者因误入港湾、河叉、网地被困的斑海豹时，应当向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或者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报告，具备采取紧急救护措施的，可以采取紧急救护措施；不具备采取紧急救助措施的，可以要求附近具备救护条件的单位采取紧急救护措施。对已死亡的斑海豹，由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妥善处理。
第二十条 每年十二月一日至次年四月三十日为斑海豹洄游期。在斑海豹洄游期内，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斑海豹分布情况，划定一定范围的禁渔区并向社会公布。禁止在禁渔区进行捕捞。
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对斑海豹及其生存环境造成影响的，应当避开斑海豹洄游期。
第二十一条 因保护斑海豹受到经济损失的，可以向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应予补偿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有关部门或者机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斑海豹保护区主管部门、斑海豹保护区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编制斑海豹保护区建设规划或者管理和保护计划的；
（二）编制各类涉及斑海豹保护区的专项规划不符合斑海豹保护区建设规划的；
（三）未制定斑海豹保护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
（四）批准在斑海豹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生产设施建设，或者批准在斑海豹保护区的实验区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生产设施的；
（五）未在斑海豹洄游期划定禁渔区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判例的引入——“救人索酬案”引出的法律思考
钟海华 王小华
去年，浙江衢县法院的一纸判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此判决之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确立一个法律原则：“见义勇为者有权获得报酬”。
1998年7月23日夜，衢州地区突降暴雨，位于该市的常山县山洪暴发，五里乡象湖村的两条驳船同时被洪水卷走，当船冲至下游衢县航埠镇枧头村江边时，船上的樊小俊、樊俊、郑志祥3位民工高声呼救，惊醒了该村看护机动船的严雨土、翁建新两村民。他俩先后四次冒着生命危险靠近遇险船只，终于在滔滔江水中将樊小俊等人救上岸。严雨土、翁建新觉得在洪水中冒险救人，应该取得报酬，于是应把救起的那条船扣了下来，提出需付报酬3000元。双方交涉无果，于今年4月，严、翁俩人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被救者支付报酬2000元。前不久，衢县法院对“救人索酬案”作出一审判决，由三被告向二位救人勇士支付施救费1335元，宣判后双方均服判。
“救人索酬案”从受理到判决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中央、省、市三级电视台作了跟踪报道。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对此案的判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接受《检察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法院的这一判决无论对法学还是对现实生活都有很大的意义。其一，它创设了一个规则，即在特殊危险的情况下，救助他人的人有权从获得帮助人(受益人)处得到报酬，受益人也有义务向救助者支付报酬。这一判决弥补了现行法律的不足。我想，在适当的时候，立法者或许会考虑将其立法。其二，这一判决对社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规则会鼓励人们主动去帮助在困境的人”。1
“见义勇为者有权向被救助者索要报酬”。这一判决结果无疑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精神是相悖的，然而，这一判决却是符合市场经济法精神的。当人们对本判决的两个亮点，即传统道德规范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发表各种见解和判决本身所创立的民事法律制度津津乐道时，我们认为，本案实际上还触及到一些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未来我国审判制度的发展，尤其是法官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就十分必要。“判例引入”，便是其中值得讨论的论题之一。
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律体系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德国为代表，两大法系，风格迥异，它们分别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技术优势形成了当今世界的两种主要法律流派。对待判例，两大法系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是以英国中世纪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为传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律的总称。在英美法中，法官作出的判例是正式的法律源渊，法官可以应时、应事以判决的方式创制法律。大陆法系又称法典法系，它是指以古罗马法为基础，以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为传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具有崇尚法典的传统，不认为判例具有法律属性，成文法(制定法)是正式的法渊。
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是有缺陷的，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说，在很大程度上，法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模糊和多样化的，法律处理的是人类关系最复杂的方面，它面临的是整个令人迷惑、变化不定的社会关系，在我们这个万花筒般的时代，更是如此。即使在相对静止的社会里，人们也未曾能够制定出一整套包罗万象，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争端的规则。2这就是说，法律每天面临的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而法律语言本身又是模糊的，具有不确定性(这在制定法上表现尤为突出)，加之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就必然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错位，因此出现法律的漏洞也在所难免。至于法律漏洞存在的原因，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德国利益法学创始人赫克认为，其一，因为立法者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因为立法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将来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漏洞之存在，一是出于立法者的认识或意思，即立法者对于某项问题，认为当时不宜即为规定，应让诸判例学说加以解决。凡曾参加立法工作之人，对此皆能知之。二是出于立法时之疏忽。另一台湾著名学者黄茂荣先生也认为，原因之一是立法者思虑不周，根本未考虑到或虽考虑到，但不周翔；原因之二是情事发生变更；原因之三是立法者自觉其对拟予规范案型了解不够，而不加规范。3由此可见，法律如同任何社会存在一样都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亦或漏洞的出现也是难免的，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则产生在立法者身上，这种因立法者预料不周或根本未预料到以及虽预料到进行立法，但又因事过境迁而造成的漏洞在成文法国家是很容易找到的，对漏洞的补阙，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学家，甚至法官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其中，对成文法因其固有属性暴露出的滞后、不确定性等缺漏，法官们提供的答案就是：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创制法律规则，这就是判例法。
判例一词，通常在两种含义上使用：判例和判例法。在英文中有Case和Precedent两个词。Case作判例讲时主要指对整个案情的叙述和报告，侧重于法官对法律问题的阐述：Precedent作判例时主要指先例，是在法律渊源的意义上对以后相同或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布莱克法律词典这样解释：“一项已经判决的案件或法院的判决，它被认为是为一个后来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或者相似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或权威性的法律依据。法院试图按照在先前的案件中确立的原则进行审判。这些事实或者法律原则方面与已在审理的案件相近似的案件称为先例。法院首次为一个特殊类型的案件所确立的，并且后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供参考的法律原则”。先例的识别、适用规则、判例等的汇编、出版、援引制度，以及相关的法院审级、管辖制度等构成先例制度(PrecedentSystem)，也称为判例制度(CaseSystem)。4
判例法中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遵循先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从以前类似案件的判决中推论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一般原则，并据此判决案件。因此，法官不仅适用法而且还在创造法，亦即通常所说的“法官造法”。对于法官造法在英美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但成文法国家对此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法律是一个完备的规则实体，源远流长，除非立法机关根据制定法加以改变，它永远不变。立法机关有权改变法律，而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在司法判决作出之前，有关法律已经存在，这使人回想起在古希腊城邦时期，西方最初从哲学角度思考人类社会的统治方式时碰到的棘手问题：人治，抑或法治。柏位图早期崇尚人治，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法律难以包罗万象，于是乎，让哲学王治国，以变应变，胜于法治。然而，凡间并没有圣人般的哲学王，即使柏拉图自以为是这般圣人，结果也难以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后期描述的法治蓝图，核心是制定无所不包的法典。但是，这种法治仍是“乌拉邦”。企图以一种完备无缺，因而一成不变的法典来规范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确实可称为“法律的幻想”。5
那么在目前法律不完备，而且立法质量一时不能迅速提高，有些领域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法院包括法官应当怎样审理案件，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各种情况，同时实现司法公正?其实就是法律体系完备了，也会存在由于这样那样的法律漏洞，使得法官“无法可依”。6既然柏拉图制定无所不包的法典都是法治的“乌托邦”，是“法律的幻想”，更何况中国又有着几千年的人治文化背景，在近现代又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属于成文法，而且法治之路才迈出不久，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伟工程也仅仅在实施之中，因此，英美法的“先例制度”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为“判例可补立法之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我们的先人对此也早已有所认识。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师荀况就明确提出了“类”这个重要的法学概念。他指出，由于社会现象十分复杂，法令不能包容一切，所以还必须以“类”(即案例类推)作为“法数”的补充：“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精通“法义”，严守“法数”，以“类”补充，有了这三个方面，执行法令才能运用自如。荀况的“类”，相当于今天的判例，把判例或者类推定罪与法理、法律相提并论，首见于荀况。“有法以法行，无法以类举”，后来成为贯穿整个封建司法的审判原则。7
虽然，在现代中国法官的一切审判活动均是依照法律进行的，判例在审判活动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没有象英美法一样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但人们对判例的关注和兴趣却与日俱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4条就明确规定：“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这说明中国固守制定法的传统习惯正在松动。
中国要走法治之路，要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借鉴他人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国的法治道路上，逐步引入判例制度。这便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
1《南方周末》，1999年10月22日第13版。
2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3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4何慧新：《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初步构想》，《判例与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12页。
5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6张琪：《通过法律推理实现司法公正》，《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24页。
7杨鹤皋、段秋关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